江平诵读《父亲：那些灿若星星的回忆》作者：韩锋

构思这些文字很长时间了，一直下不去笔。不是不知写什么，而是不知怎么写。

父亲是一个很平常的人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，他走在人群中，人们不会再看他第二眼，即使迎面走过，也不会有丝毫的印象。可是在我记忆中有关父亲的事情，虽然不大，但犹如嵌石，深深地长在骨髓里了，抹不去，忘不掉。

但是，把这些小事串连起来，直到如今，我也捋不出一条红线，都是散散地，遍布在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里。

父亲很忠，忠于组织，忠于集体。父亲本来不是城里人，在河北省一个贫瘠农村里长大，刚解放时为了挣一口饭，背着行李卷，从农村来到了天津，在一个印染厂里当学徒工。就在这个印染行业，父亲一干就是一辈子，没日没夜地扎在厂子里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没有过公休日，即便是妹妹发高烧，也得去工厂找他，等他下了班再背着妹去看病。家里的事情再大也没有厂子里的事情大。有一次我在无轨电车公司学工劳动，下班回来天就阴了，看样子要有一场大雨。父亲问我今天干的什么活，我说和泥、打坯，晾干后烧砖。父亲说快下雨了，如果那些砖坯被浇了，不是白干了吗？说完拿上雨衣说，走，去你干活儿的工厂。那时我们住在老城里，工厂在河东十一经路，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，奔向工厂。刚到工厂，就下起了雨，我和父亲还有在工厂的师傅们一起把砖坯搬进厂棚。一会儿，大雨就下起来了，父亲点着一根烟，笑着跟师傅们聊着天。后来，老师知道了，在全校表扬了我，我回来告诉了父亲，父亲轻描淡写地说，那不就是你应该做的嘛。父亲想的怎么就是与别人不一样呢？刚上小学时，要学生填登记表，在政治面目一栏中，我看父亲一笔一划地填上：中共党员。后来，文革前二年，我上小学二年级，父亲吃完饭后对我们说，我得去外地工作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消息？你要走了？外地？家里怎么办？我看了一眼刚出生不久的弟弟。父亲说，支援国家三线建设。原来，父亲是印染厂里漂染车间的车间主任。内蒙古包头市棉纺厂要建设一个漂染厂，任务给了天津。天知道，阴差阳错，这任务就落到了父亲头上，不光他一个人去，把整个车间的人都带去，建厂，建一座漂染分厂，父亲任厂长。父亲狠狠地抽了一口烟，看着母亲说，我去！你没有意见吧，你也是党员！母亲抹了一把眼泪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，去！我去！我是党员，在组织的！就这样，本来就很少见面的父亲，这次一走，一年也见不几次面了。那天的画面至今深深地烙在我心里。党的话必须听，服从组织，比天还大！自此，父亲留给我的印象，是浅浅的，也是深深的。

父亲很孝。父亲一共姐弟四人，一个姐姐，两个哥哥。他们哥三个是一起离开农村来到天津的。大概是大跃进前后的年代，城市里的生活也不好混了，不少家庭生活困难。这时政府号召工人们从哪里来的，回哪里去。他们哥三个都面临重新回农村的出路。我们一家也都整理好了行李，等政府一句通知就去农村改变命运了。当时我的舅爷在天津，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。他说，老三（指我父亲）在单位干得不错，也许走不了，再等等看吧。这话还真让老爷子说着了，父亲在单位是技术骨干，在漂染这行，说他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结果单位把他留下了。这样一来，他成了姐弟四人中唯一一个在城里工作还拿工资的人。在我印象中，除去父亲临去世的两年，他的春节都是回老家，跟爷爷奶奶过的，我还跟着去过一次。农村的家又穷又破，生活很是艰难，过年时包了一顿没有肉的饺子，吃了一顿三合面的饹饸面，其余的都是菜饼子之类的东西。父亲去了内蒙古工作后，每月从60元的工资中寄给我们40元，我们再从这40元中拿出15元寄给老家的爷爷奶奶，余下的25元加上母亲不到30元的工资便是我们一家（我一共兄妹四人，两个妹，一个弟弟）的生活费了。那时粮食不够吃的，每月25日借粮的前几天就没什么粮食了，所以粮食和钱都要有计划。每到过年时，每人配给2斤粳米，半斤富强面，一斤挂面，再省出10斤白面，父亲农历二十九回老家必定给爷爷奶奶带着，多少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富强面的饺子。春节后的初二或初三父亲才从老家回来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过年。这样的生活一直到父亲生病去世。之后，我们还要坚持过年过节从省吃俭用的几个钱中拿出点钱来，寄给家中老人，直到爷爷奶奶全都去世。父亲很是节俭，抽的烟都是自己卷的，喝的酒也是最次的那种。

在他48岁的时候，从内蒙古来电报说病了，需要回天津手术，我就动身去包头准备把他接回来。在包头听周围的叔叔们说，你爸爸对自己太抠了，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。每次去食堂吃饭都是最后才去，主要是看看如果有别人的剩饭剩菜他都倒进自己的饭盆里，如果够吃就算了，不够吃的话就买一个杂合面饽饽。省下点钱过年给你爷爷奶奶带点儿，再给你们买点糖果。每次的探亲假前都是他最高兴的日子，可是我们一天天看他瘦下去，现在成了这个样子。我听着听着眼泪不知流下来多少次。一个分厂的厂长，上为了父母，下为了孩子，自己一个人飘泊在外，竟然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，就这样的生活他居然还过得有滋有味。

回想起父亲每次回来过探亲假，总是找到居委会，做点活，挣点钱。居委会把收垃圾的活儿也给他留着，就这样，每月挣10多元钱贴家用。

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高原反应，让父亲得了心脏病，两条腿肿得厉害，走几步就喘不上气来。把父亲从内蒙古接回来以后，治疗两年，也没有治好，两年后就去世了，还不到五十岁，在他们姐弟四人中他是最小的，也是走得最早的。

父亲是一个做事精细的人。在他当车间主任的时候还兼任厂工会工作，我当时的印象就是父亲负责买书，单位的图书都是父亲买的。其实父亲没有什么文化，也就在农村扫盲时读了几年书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在内蒙古工作时写给爷爷奶奶的家信，都是他从内蒙古寄来，我再换一个信封寄给老家去。每次寄信时我都偷偷地看一遍，开头总是千篇一律的话：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，然后说说家事，问安之类。字体工整，都是家常话。父亲买书时大部分都是带着我去，我趁机挑一些我喜欢的书，什么《宝葫芦的秘密》《三毛流浪记》《星火燎原》《水浒传》都是那时读的。那时我也就刚刚上学，书买回来之后，父亲从来不直接送单位去，而是拿到家里，一本一本认真包上书皮，写上书名，然后才带给工厂图书馆。父亲包书皮时见棱见角、规规矩矩，像是精心制做工艺品。父亲还专门买了两本书给我，一本是《新华字典》，一本是《汉语成语小辞典》，我喜欢得不得了。父亲在单位是技术上出了名的。漂染就是染布，或红或蓝，单一的颜色，接理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但是几锅布染下来就有色差了，有了色差就是废品。但是有父亲在，就不会出废品，他调调颜色，看看水温，很轻易地就能解决问题。有一次机器坏了，不能运转，连专门维修的叔叔都没有办法。父亲围着机器转了转，趴在机器底下看了看，合上闸又听了听，那认真劲就象大夫给病人看病。然后拆开一个地方，鼓捣了一会儿，机器就修好了。去年，整理家里的东西，把旧的、用不上的准备扔掉。大妹妹指着一床被子（那是一床不知铺了多少年的炕被）说，这被子别扔，我要。她看我惊讶的样子说，这床被子是我下乡、咱爸爸在内蒙古工作时给我做的，专门从内蒙古背回来的。她抚摸着被子说，一晃四十年了，我早就想把这被子抱走了。我真的很难想象，一个单身在外的男人，是怎么惦记自己的孩子，买布、买棉花，一针一针地缝出一床被子来的。这细致中，流淌的是怎样的一种慈爱情怀？

父亲虽然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，但是他尊重知识、敬重有知识的人。家里那几本有限的书，尽管不断翻看，但是包的书皮工工整整，里面书页干干净净，虽然没到看书必须先洗手的程度，也差不多。父亲常说，书是最珍贵的东西，要好好读；书是圣人写的，要敬重圣人。我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，不上课了。有一次父亲探亲假回津，我们一起走在马路上，我悄悄地指着一个人说，那是我的老师。父亲问，见到老师为什么不问好？天啊，老师天天没事干，不挨批斗就不错了，还向她问好？父亲盯了我一眼说，必须去。我赶紧跑上前，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：老师好。

后来我初中没有毕业，就保送上师范学校了。人们都说，家有二斗粮，不当孩子王。父亲知道了却说，当老师，挺好！改变家风了，咱家有先生了。当时，当老师的社会地位极底，没几年，我的不少当老师的同学很时髦地托关系找后门进工厂当工人了，成了领导阶级。我在信中跟父亲讲了这件事，父亲就回了三个字：没出息。

其实，我挺爱读书的。小学二年级时我写的作文就登在了《天津晚报》上，后来又陆续写过几篇小文，父亲每一篇都认真仔细地读，虽然没有什么表扬鼓励的话，但眼神中看我就跟看别人的孩子不一样，我是那么感觉的。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年，我与上大学时的老师一起编写的《中华成语大辞典》出版了，我捧着样书，看着上边印着我的名字想，父亲如果还在世，会高兴成什么样子，是不是又要找个借口喝几盅？

时光荏苒，转瞬间父亲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，我也年届七十岁了。设想，依照父亲的性格，会对今天的种种现象极其看不惯的。毕竟他文化程度不高、格局不大，既没有成长发展的平台，更没有背后支持的背景，只是一个农村出来的毛头小伙，肯吃苦，做事任劳任怨就是了。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年，社会风气有些变化，女孩子们追求美，许多人烫起了头发。大妹妹也从农村回来了，城市的生活一下子打开一扇明亮的窗户，她的头发有一天也出现了美丽的波浪。没想到，父亲见到后在屋里转了两圈，愤然离家出走了，整整一天没有见人，也不知有没有水喝，中午饭吃了没有。我们找遍了周围他可能去的地方，就是找不到人。一直到将近午夜，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，进门倒头就睡了。显然他生气了。这个人生气了，看不惯了，不说话，不理你，从不跟你做交流。他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两个途径：一是出去，谁也不理，跟他说话，他跟没听见似的。二是拼命干活，把盛煤的箱子整个倒出来，再把煤球拾进去，把成堆的煤灰和成煤饼，贴了满满一墙；或是劈木头，把大块的木头劈成小块烧火用，一劈就是几口袋；再不然就是洗衣服，一大堆床单、被单、衣服堆在一起，坐在大木盆旁边，吭哧吭哧地在搓板上使劲搓。好像这样才能把心中的郁闷发泄出来似的。

我家住的是城里老式平房，门上还有个正方形的小窗子，四块玻璃。虽然我在家最大，但是踩着凳子才能摸到门上的横梁，那四块玻璃根本擦不了，够不着哇。父亲也不言声，凳子摞凳子，踩上去，在玻璃上写了个“脏”字，跳下来走了。我们兄妹几个人就得想办法蹬梯子爬高，小心翼翼地爬上去，颤颤巍巍地把玻璃擦干净。

谁要是有些浪费的行为，父亲准用写着“败家子”的眼神看你好长时间，直到他认为你改了为止。

父亲这个人特点还是很明显的。父亲这个人的特点还是很有咀嚼之处的。放眼望去，父亲、还有多少与父亲一样的父亲们，对上忠诚孝顺，对下慈爱有加，而对自己千般万般地压榨勒索，身体绑着僵绳，嘴里咬着嚼子，拼命地拉着家里这架破车，一步三摇，踉踉跄跄地挣扎在生活的悬涯边上。我不也是亦步亦趋地踩着父亲的脚印，不敢也毫无意识、不离分毫地走了七十年吗？我也就这样，无所谓了。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后辈亦是如此，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，为我们所憧憬、期待而没有生活过的。忠诚应该有、孝顺应该有、知识文化应该有，而唯独其中愚的成分应该被删除去。愚昧的忠诚、孝顺，空洞的奋斗理想，应该结束在我们这一代。

写出这些回忆的文字，也释放了我心中的郁结。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个平平淡淡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。虽然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，毕竟在他身上有许多难以忘却的故事，而这些故事也给了我在古稀之年诸多反思。

韩　锋：天津市人，中学高级教师，天津市散文研究会会员，作家联盟专员，朗诵联盟会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