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得了疯病三十几年之后，玉秀娘终于死去了。这样的一种结果，无论对于玉秀还是玉秀娘都是一种解脱，小村人大都这样认为。
那该是一个诗意的黄昏。
雪花在纷纷扬扬了一个白天之后终于停住。西天，残阳如血。在这样的天光里，白白胖胖的村庄，酷似一个蘸了白糖的琉璃苹果。
这时，就见玉秀丈夫的堂叔匆匆走来，说:“玉秀，你娘死了，在村西的大柳树底下。”说完，便表情平淡地离去。听完，玉秀和她木讷的丈夫也随着出了家门，除了脚步匆匆，脸上没有一点悲伤和惊恐，正如玉秀丈夫的堂叔。
这是一具完全耗尽了生命汁液的老女人的裸尸，一切诸如“干瘪”“骨瘦如柴”之类的词语，都可以用到她的身上。几位大娘婶子正在清理她身上的积雪，而她的那身玄色棉衣却安卧在几米外的沟渠里，几被积雪覆盖。看到这种情状，多少年来早已欲哭无泪的玉秀还是“哇"地一声扑到了母亲的身上：娘，你疯了几十年，我锁了你几十年，可总是锁不住你，一听到飞机声，你就砸烂窗棂往外跑......今年一入冬，你病得起不来床，我觉得你不会......
玉秀娘当然要埋在婆家的老坟上。玉秀就叫娘家堂弟把老娘的尸体拉回小村的土屋里，简单地举行仪式后，便草草地殡埋了。这时，玉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玉秀的亲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整个小村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玉秀娘是在日本人投降那一年嫁到小村的。那一年她十六岁，模样长得标致，又工女红，颇得公婆和乡邻的好评。至于小两口，虽是“先结婚后恋爱”，但看得出来，感情甚是亲洽和笃诚。不过，好日子过了不足两年，男人就被抓到国民党军队里服兵役去了，不久又飞到了台湾，从此杳无音信。那时，玉秀还不满半岁，但玉秀娘却对她的男人充满了信心。正是缘于此，时值青春年少的玉秀娘才挨过了一个又一个寒风呼啸的漫漫长夜，并义无反顾地打退了光棍们一次又一次死皮赖脸的围攻。在最初的几年里，一看到天上过飞机，一听到汽车喇叭声，她就逢人便讲:“是秀她爹来接俺了!”当这种期待的周期以十年来计算的时候，玉秀娘早已锻炼得“耳聪目明”了。见了天上的苍鹰以为是飞机，听到拖拉机的轰鸣以为是汽车。那种专注而痴呆的眼神，那种辨不清音节的絮叨，终于使小村的人文环境变成了《祝福》中的鲁镇，而玉秀娘也成了祥林嫂。
不知玉秀娘是否到过百里之外的单县城，那道道壮观的牌坊街是否刺激过她的神经，反正在她的心头一直坚定地树立着一块贞节牌坊。为那个新婚不久便离她而去的男人，为那个“玉秀爹”。这是一种理念的期待，抑或情感的守望？面对这样一个女人，小村人有太多的困惑，但谁也没有怀疑过她的贞洁。我从不主张那种打着旧时代烙印的无谓的操守，还有那种半死不活的婚姻，但在看惯了太多的“水性杨花”太多的“朝三暮四”之后，玉秀娘一生标本般的作为实在令人感慨。
那种执着和痴迷，那种刻骨镂心的期待和向往，就构成了她一生的生命历险。在反“右”中，在“文革”以及此前的“三反五反”中，她人性的痴迷被无端地贴上了政治的标签：国民党特务，其任务是为国民党反攻大陆作内应。一次次地登台亮相，一次次地挂牌游街，大会斗，小会批，但斗批就是不改。对飞行物和声音，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敏感。
在玉秀出嫁一年后的某一天，玉秀娘终于疯了。她的眉头舒展开了，脸上再也没了往日的痛苦。她常常脱得一丝不挂，而后大笑着跑上街头或田野，去追逐那如飞机一般漫天飘舞的风筝。孩子们见了她，个个吓得疯跑：“魔道来了！魔道来了!”远远地躲起来，用砖头或坷垃kēla扔她。玉秀怕娘丢人现眼，便把她接到了自己的婆家，并哭着用一把大锁把她锁到了厢房里。玉秀娘就高叫着砸门、砸窗，几十年中，这种“封锁”和“反封锁”的斗争从来都没间断过。
记不清是玉秀娘死后的第几个年头了，忽然有了玉秀爹的消息。先是转来了一封信，之后便约请玉秀到香港通话。听着电话那端那个陌生而苍老的声音，几十年的苦难和心酸，化成了玉秀一长串无言的哽咽......
又过了一个年头，玉秀爹终于“衣锦还乡”了。虽是西装革履，但已华发苍颜。他卸下行囊的第一件事，便是让人带他来到了自家的老坟上。他先是在父母的坟前焚香烧纸、叩头跪拜，之后便走到玉秀娘的墓前久久伫立，两行老泪就洒在坟边的枯草上......这是思念的泪？还是愧悔的泪？他此行带来了许多钞票和金银珠宝。第二天他就差人置办了上好的棺木，让纸匠扎了纸房子、纸电视机、纸电冰箱、纸轿车，还有一批装束摩登的纸服务员。择定吉日，便大张旗鼓地重新“发送”了玉秀娘。不久，在散尽钱物后他又飞回了台湾——因为那里还有他的第二个妻子和一群生龙活虎的儿孙。
匆匆地乘机而来，匆匆地乘机而去，玉秀娘的魂灵是否就附着在飞机的机翼上？
玉秀娘苦苦撑熬了一辈子，直到“疯老病死”，莫非就是为了这一天？
在中国，像玉秀娘一样用生命把信念守望成化石的女人，何止千万？而这样的男人又有几个呢？
